民族女性与商业社会史视角下的旗袍流行(6)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除了在时髦上做文章,上海的商家们也不停地改良材料、降低价格,推动旗袍的大众化。在《申报》上我们常能看到“国货合作商店星期天进行旗袍等的促
除了在时髦上做文章,上海的商家们也不停地改良材料、降低价格,推动旗袍的大众化。在《申报》上我们常能看到“国货合作商店星期天进行旗袍等的促销减价活动”、“永安新到旗袍料……花样新颖入时,每尺二元二角……此等衣料最宜于夏季制为女子旗袍”、“天宝华行将减价……更有杂色印度绸及夏季新颖旗袍料、种类繁多,不日即举行夏季大减价”这类的广告*《国货合作商店星期廉价》,《申报》1926年1月17日,第20版;《新新特价货品纪略》,《申报》1927年6月20日,第17版;《本埠增刊商场消息》,《申报》1929年5月17日,第22版。此外,类似的还有《绸缎大同业举行减价》,《申报》1926年1月3日,第15版;《先施减价今日为止》,《申报》1926年2月3日,第17版等等。,在店铺街市上亦有各种打折促销,这促使一般女性也如痴如醉得投身入旗袍时尚之中。
此外,商家们也很会跟随时代潮流。比如五卅时期抵制洋货、提倡国货,一些商家就改进了旗袍,用国产布料,既降低了价格,又迎合了爱国诉求,因而倍受欢迎。*《中华工业厂又有新出品》,《申报》1925年8月31日,第19版。而到1934年政府推行新生活运动,提倡简朴、严倡国货,有些商人便打出广告“为提倡国货起见,特发售经济旗袍、采用国货”*“值此新生活运动声中、该公司为提倡国货起见特发售经济旗袍”。《市声》,《申报》1934年6月27日,第13版。。
正是借着上海这个商业中心,旗袍不断被时尚化、大众化,带动得全国咸以旗袍为新、为美。而也正是借助上海的国际影响力,旗袍得以走出国门,进入国际时尚之列,并被塑造成为东方神韵的典范。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旗袍之所以能成为时尚,其背后的动因是很复杂的。这种种不同因素的相互交织,使得旗袍不断更新变化、得以引领时代潮流,而同时也造成时人对于旗袍的感知评价纷繁各异、迥然不同,由此产生了许多围绕旗袍的争论。
(一)满族之服还是中华之服
在二十年代旗袍复兴之初,关于“旗袍”的口舌主要集中在“旗袍”这个名称上。
当时反满之风仍未完全消褪,故此很多人对“旗袍”这一带有满清色彩的名称是很反感的。当时有人作诗调侃穿旗袍的女子:“盈盈十五江南女,竞作胡姬塞上装。”*毕倚虹:《旗袍》,《紫罗兰》1926年第1卷第5期。而一些人更言辞激烈得斥责说:“着旗袍的女子们听着:现在不是清朝世界,你们生的忒迟了些,挨不著你们望帝承恩、去做爱新觉罗的宫娥彩女。”*《服妖》,《饭后钟》1922年第2期。即使对旗袍本身不那么排斥的人,也认为“旗袍”这个名称大为不妥:“汉家自有制度,旗袍是八旗妇女穿的,我们是汉人,为什么要叫旗袍呢?”*徐青宇:《为什么要叫做旗袍呢?》,《女子月刊》1933年第1卷第3期。所以1926年有位作者写了篇《袍而不旗》的短文投给《民国日报》,建议把“旗袍”改称“中华袍”*《袍而不旗》,《民国日报》1926年2月27日。。而在一次国产丝织品礼服运动中,与会人也主张改旗袍的“旗”为“颀长”的“颀”*潘怡庐:《纯孝堂漫记:旗袍流行之由来》,《绸缪月刊》1935年第2卷第2期。。
虽然如此,但社会依然称“旗袍”而不改其名。我们现在也只记得“旗袍”,早记不住那些“改良”名称。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经过几百年的满汉交融,满汉风俗之间已有太多交叉,汉人审美受满族影响很深,而满族风俗也融入了不少汉族元素。所以在民初时变更服制,男装就仍延续了满清的长袍,而并未转回汉服,如果真要换回明代衣冠,社会反而不适应。当那些男性用民族原因批评妇女穿旗袍时,他们忘了自己的穿着其实也早不是纯粹的汉家装束,《紫罗兰》上就有这么一则故事,说有个人在餐馆里吃饭,估计是喝了两盅酒,一时激愤,就和朋友说:“今之妇女装束可为服妖!满清覆亡已十余年,而犹袭其遗制,服旗袍罩以旗式之长马甲,抑何荒谬乃尔”。旁边一个穿旗袍的女子听到这话,马上就站了起来,走过去反问他说:“先生穿的长袍短褂是汉族之服还是满人之服呢?”这让对方哑口无言。*程瞻庐:《记旗袍女子之言》,《紫罗兰》1926年第1卷第5期。在女服上,虽然由于清初的男降女不降,汉族女装还有很多保留,但如前文所述,旗袍经过清代几百年的发展,已经吸收了很多汉族服饰因素,渐渐适应汉族人的审美标准,因而一些汉族妇女也愿意穿旗袍而不觉得别扭。另一方面,即如一些研究者已经指出的,近代排满主要是上层精英鼓动的结果,并不是基层满汉冲突的爆发。*这在汪利平对于清代杭州旗人的研究中可以得到证实:他在文章中表明旗人在城市中的角色经历了一个从占领者到定居者的变化。在清中期以后,旗人与本地居民的相处其实是比较融洽的,直到清末,由于现代民族意识的传播及上层汉人士大夫的鼓吹,才出现排满问题。汪利平:《杭州旗人和他们的汉人邻居》,载于刘凤云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7-168页。事实上一般民众对于所谓满汉之别并没有太强烈的感觉,在社会最基层,旗人与汉族人的联系是相当密切的,相互之间并没有很多的排斥。*从金启孮、老舍等人的作品及一些口述材料中看到这一点。如金启孮就谈到:“旗、民关系都很好,因为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利害关系。”金启孮:《金启孮谈北京的满族》,中华书局,2009年,第27页;汉人金宝琴也说:“我们蓝靛厂分三块:营子里头的、老营房和蓝靛厂大街。营子就是火器营,是满族人的营房。……满人特别规矩,礼儿大,说话办事什么的比较文明,不招人讨厌……我们跟满人相处的特别好。”定宜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792页。对满族持排斥态度的人主要是上层精英,而在二十年代持这种态度的人已越来越少。这少数精英的排满鼓吹,当然比不上现代商业传媒的鼓动及女性对美的追求来得有号召力。因此,因排满而拒绝旗袍终究只成为时代大潮中一段小插曲,对广大女性全情拥抱旗袍并无太大影响。
文章来源:《商业文化》 网址: http://www.sywhbjb.cn/qikandaodu/2021/0423/10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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