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华人在越南南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2)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自15世纪蓝山义军取得胜利后,初黎朝建立,大越国成为一个强盛国家。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为大越开展广泛的贸易营造了条件。周边国家的船舶经常前来
自15世纪蓝山义军取得胜利后,初黎朝建立,大越国成为一个强盛国家。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为大越开展广泛的贸易营造了条件。周边国家的船舶经常前来今日越南广宁省的文屯、万宁港,今日义安省的干海、会统港进行商品交换活动。但是,为了维持安宁,黎朝在各港口设立了检查站,旨在对经过这些港口从事生意的外国商人进行检查、控制[3],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此地与中国和周边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和贸易往来。
1527年,莫朝取代黎朝,虽然未能维持国家的稳定和领土完整,但是莫朝的经济政策,尤其是有关商业的政策却比黎朝更为开放。尽管如此,自16世纪中期开始,中国明朝由最初奉行严格控制外贸的“海禁”政策转向了外贸放宽的政策,此时越南却在较长时间陷入了国家动荡不安和分裂的险境。这一时期始于黎朝的重建(1532年),导致了黎—莫长达几十年的战争(1539—1592年),接着郑—阮纷争的蔓延(1627—1672年)又造成了塘中—塘外的分裂。
在内战不断发生时期,国家领土的分裂给越南人民造成许多伤害,但是由于各个分裂势力之间存在着竞争因素,塘中与塘外政权都要着力发展经济,争取外贸活动的扶持。在塘中—塘外分割期间,各方对外贸活动均保持不同态度,尤其是对华商的态度迥异。在塘外,郑族对华商的贸易活动持较为保守、谨慎的态度,采取措施孤立、排斥华商;而在塘中,阮主政权却持完全相反的态度,他们认识到若想长期存在,就要鼓励各种贸易活动。因此,在塘中,阮主政权不只是给华人生活和经商活动营造了便利条件,而且华人还能够参与到当地的政府机构事务中。
二、华人在越南南部定居过程
19世纪初期,在中国发生几次禁教和灭教(天主教)事件后,许多华人已逃离中国,通过海路向南方迁移并前来越南塘中申请宗教避难。阮主允许他们在当时是一个贫困地区即今日的会安定居。经过长期的努力,这一批避难者将会安建设成了一个传教都市和繁华的海港。从此,会安成为西方商人的贸易中心。历代阮朝皇帝也依靠定居会安的华人力量来开展其与西方和中国的各种贸易交换的中介活动[注]最为显著的是明朝时期华人官吏在会安所设立的务司楼活动,他们被阮主雇佣来监督外贸活动、征收船务关税、给前来越南塘中进行交换物品的中国商人做翻译。。一些移居越南的华人也帮助阮主建设基业,并在离岘港市区以南约30公里的贫困村庄聚居,他们将村庄取名为明乡村,以表示对故乡的思念。其中许多华人是原明朝的官吏,他们前来越南申请避难并在越南中部广南、广义、平定等省份建立了不同的明乡村。此后,许多明乡人被阮主允许在南部各省市定居,帮助阮主开垦新土地并向南方扩大领土。
大规模开拓越南南部地区的事业始于17世纪上半叶,许多贫穷的越南人为了逃避郑主与阮主之间纷争引起的战争,他们从越南中部沿着海岸乘船前往同奈开垦土地,成家立业。南部地区此时仍是一个面积辽阔、人口稀少的荒芜之地。 1679年,不愿意向清朝投降的广东总兵杨彦迪及黄进、陈上川(字胜才)、陈安平副总兵等明朝将军率领3000名士兵及其家属乘着50艘战船前来司蓉海(岘港),请求拜见阮主并申请在越南避难。此后杨彦迪和陈上川在阮福秦皇帝派遣下,与阮阳林和阮延派两位越南将军的队伍一起进入越南南部开荒立村。原明朝的两位将军将军队分成两队,通过海路进入南部。杨彦迪和黄进前往禄野(同奈)、美萩(定祥)和高冷(今日先江)等地居住。陈上川和陈安平以及他们的部属则在古老街(农耐大街)、盘陵(边和)和堤岸(原嘉定)等地居住。在越南中部沿海乡村定居的一些明乡人也逐渐加入杨彦迪和陈上川的兵团,迁移至南部定居。从此原明朝的两个军团和明乡人一起开垦荒地、砍伐森林、挖运河、建房子、设立市场等,并在此地安居乐业。杨彦迪和陈上川还代表阮主征收税务(大米、干鱼、林产品、海产品等),并返回福春上交朝廷[4]110。
在这一期间,有一个名为鄚玖的17岁中国广东青年,在高棉海边进行开发建设。在自己的新领土上,鄚玖设立了河仙市,吸引来了那些流浪人或者从广南、广义等地被驱逐的人,甚至是占婆人也前来此地开荒、经营,最终建成了四方船舶聚集的河仙海港。当时的河仙被命名“小广州”,十分繁华[4]79。 1736年鄚玖去世,其长子鄚天赐(别名为鄚天积)继任,被任命为河仙镇总兵,掌握维护边陲的特殊权力。在鄚天赐的管辖之下,河仙发展成为一个行政基础稳固、商业经济繁盛的大规模港市和越南南部一个热闹、繁华的贸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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