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市民与市民城市以市民从业与消费为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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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摘要】(三)发展壮大于明清 得益于手工业的发展,商品交易活动增加,从整体社会情况看,明清时期的商品生产和商品贸易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了一定的拓
(三)发展壮大于明清
得益于手工业的发展,商品交易活动增加,从整体社会情况看,明清时期的商品生产和商品贸易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了一定的拓展;在这个过程中,城市中的市民阶层也得到了发展和壮大,更多的农民、工匠和手工业者加入了市民队伍,这在一定程度上壮大了市民阶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时期的手工业部门出现了建立在雇佣关系基础上的规模化生产趋势,具体表现为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工场的出现,这些手工工场吸收了大量城乡的破产者,而这些从事手工业生产的人们逐渐成为了市民阶层的组成部分。因此,城市手工业在规模上的扩展和城市商业的扩张,是明清时期市民阶层发展壮大的关键。明人吕坤在《去伪斋集》一书中记录了万历年间的社会世情,即大量身份自由的劳动者使市民阶层的队伍不断壮大。有些研究者更加关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认为明清时期手工业部门出现的建立在雇佣关系基础上的规模化生产的萌芽是十分典型的。如当时苏州“生齿最繁,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②苏州的情况基本可以代表当时江南市镇的乡村都市化状况。当然也可以认为乡村城市化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在乡村城市化过程中市镇的居民变成了工商业者。可以说,随着规模大而且繁荣的工商业都市逐渐形成,城市和城市人口数量逐步增加。
综上所述,我国传统社会市民阶层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笔者认为隋唐时期是市民产生的关键时期,而两宋时期是市民阶层的发展时期,至明清时期市民阶层逐渐得以壮大。
二、古代市民的从业与消费
(一)古代市民的从业分布
唐宋时期,越来越多的工商业从业者进入城市成为城市居民,为城市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大批涌入城市的居民,为了自身的生存而从事各种职业,而正是由于这些人的努力工作满足了城市的各种需求。有研究者认为,唐宋之后城市由纯粹的消费性堡垒转变为兼具生产和消费的据点,城市内部居民的职业结构也日趋多样化,基本能够形成比较完整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体系。[17]这种观点显然是具有建设性的论断,并且颇具启发性。总结起来,我国古代市民的从业情况大致如下:
一是商业从业者。这类从业者大多从事长途贩运和商业贸易活动,他们以一个个城市为节点,走南闯北,为了利益而终日劳碌,所谓“闽粤之贾,乘风航海不以为险,故珍货远物毕集于吴市”[18];如果说长途贩运的经商者为行商的话,城市里则聚集着大批的坐商,这些人在城市里开设各种店铺、茶肆、酒楼之类的业务,当时城市中“民之店聚族居者无虑数万家”[19]。两宋时,受商业利润的吸引,官僚士人也纷纷参与其中,士人经商之风聿盛,如宋高宗时,恭国公杨存中曾承包位于临安、湖州、秀州等地的数个酿酒作坊,相关记载表明杨氏的经营资本高达72.5万余贯。[20]二是服务业从业者,当时的城市服务业较为多样,其中包括被称为“牙人”的中介业务,放高利贷的代理人,还包括从事租赁、典质、旅舍、修补等活动的从业者。史载,南宋时期南康牙人势力很大,他们控制了粮食的交易活动,商贩或农民运米入市,“必经由牙人方敢粜”③;在建康府城,房屋租赁业十分活跃,“房廊之家,少者日掠钱三二十千”[21]。三是文化娱乐业从业者。南宋时期各个大城市都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娱乐场所及各种酒楼歌馆,这些场所又往往有着大批的商业性文化演艺人员,具体如优伶、歌姬、杂耍等,而他们的表演场地被称为瓦子、勾栏之类综合性演艺中心。据宋人沈平记录:在兼跨嘉兴和湖州的乌青镇,北瓦子巷系“妓馆、戏剧上紧之处”[22]。有的在酒楼、茶肆和街坊空地等公共场所流动表演。四是手工业从业者。城市手工业的产品涉及城市生活的多个领域,手工业从业者所生产的产品满足了城市生活方方面面的需求,上至皇帝下至平民均可以各取所需、各得其所。城市中手工业作坊也遍布城市各个区域,如湖州“富室育蚕有至数百箔,兼工机织”[23]。有的是开设家庭作坊兼商铺,如临安“城内外有专以打造金箔及铺翠销金为业者,不下数百家”[20]。五是临时性工作从业者。这类从业者没有什么专业技术,从事的主要是临时性的工作,大多为体力劳动者,他们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或在各种店铺、楼肆、作坊里帮工,或充任富商巨贾的仆役,或临时受雇做苦力。史载,万历年间,苏州的临时职业从业者“计日受值,各有常主,而无常主者,黎明立桥以待唤”。这些人往往百十成群,如无作工机会,即自行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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