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勒·考温的文化经济学思想(4)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最后,市场促进了多样性与创新。如前所述,市场为艺术家提供了更多元的资助,这给予艺术家更多的自由,艺术家不必为其资助人或者那些作为衣食父母
最后,市场促进了多样性与创新。如前所述,市场为艺术家提供了更多元的资助,这给予艺术家更多的自由,艺术家不必为其资助人或者那些作为衣食父母的大众读者而写作,从而能够根据其创意而创作更为多样性的作品。以出版业为例,美国的图书品种1947年的数据是85 000种,到了1996年这个数据上升至1 300万种,其中新版图书就高达14万种,也就是说图书市场的发展促进了多样性,而不是悲观主义者所得出的相反的结论。[7]60与此同时,市场竞争也给艺术创新注入不竭的动力,特别是艺术家在与前人的竞争中,更倾向于创新而不是模仿,以克服与前人对比的恐惧,提升自己的知名度,从而增加自己的收入。例如音乐家勃拉姆斯在创作音乐作品时,时刻感受到来自贝多芬的“竞争”的恐惧,他常常提醒自己“不准落在贝多芬的交响曲造诣之下”,因而不得不避免创作交响乐,而去创作声乐合唱曲,如他创造性地将《海顿主题变奏曲》改写为带钢琴助奏的交响曲,通过创新获得与贝多芬比肩的成就。[7]32
总而言之,作为文化乐观主义者,考温坚持认为人类低估了市场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它支持多种艺术观念的同时并存,使新的、令人满意的作品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帮助消费者和艺术家提升艺术品味,通过捕捉、复制和传播的方式,向辉煌不再的过去表示敬意”。[7]1正如另外一位文化经济学家,迪克·纳策(Dick Netzer)评述道,作为经济学家,考温之所以能够得出乐观主义的结论——市场经济能够促进艺术及其创造性,其原因在于,我们大多数人都怀疑自身的资质,因而都避免自己去描述艺术,而考温则置之不顾,他通过研究过去6个世纪艺术发展史中经济、技术与艺术的关系,从而雄辩地回答了市场经济促进还是阻碍艺术发展的问题,给予商业文化恰当且令人信服的礼赞。[10]在文化悲观主义情绪甚嚣尘上的背景下,这种对商业文化的礼赞尤其难能可贵,而其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身份梳理艺术史的勇气与成效,更是值得嘉许,这恐怕也是《商业文化礼赞》在文化经济学界引起较大反响的重要原因所在,我想这种影响还会继续。
三、艺术资助
时任美国艺术基金会主席戴那·乔亚(Dana Gioia),在由泰勒·考温执笔的《美国如何资助艺术》中不无自豪地说:“如果说美国的艺术体系是无与伦比的复杂、去中心化,且富有活力,那么,它也特别高效的——它创造了规模庞大且种类多样的艺术景观。”[11]其实,这种对美国艺术资助体系的礼赞正是考温的观点,两年之后,他又在此基础上写成《好又多:美国艺术资助的成功之道》,系统梳理其有关艺术资助的思想,并成就文化经济学的经典之作。[12]考温这种替政治家当枪手的经历,不由让我想起另外一位著名文化经济学家——艾伦·皮考克,他曾多次被政府当作解决艺术资助问题的枪手,但是,最终都因为市场与文化、经济与艺术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而不欢而散,甚至他给英国艺术委员会所做的有关表演艺术资助的研究报告被禁止面世。[13]而考温的境遇则截然不同,他们共同礼赞美国艺术资助方式,在笔者看来,这多少要归功于其方法:“我在撰写此书时试图一只脚站在艺术爱好者阵营,另一只脚站在自由经济学家的阵营。我尽量让彼此之间都是能够相互理解的,甚至是抱有好感的(也许并不令人信服)。我试图说明如何让对方能够理解自身的行为,以及可以多大程度上让两种观点结合起来”。[12]2
众所周知,文化与经济这两个领域向来不相往来,其原因在吉安·道尔(Gillian Doyle)看来主要是,“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与假设经常不能为文化活动提供量身定做的衡量架构”,而且“文化由于其易变性与松散性特征,不太容易接受经济学规范分析方法的入侵”。[14]因此,经济学家常常“怀疑自身的资质”,而不去分析与理解艺术问题,而艺术家更是自命清高,不屑于考虑经济学家的立场。而在考温看来,评价文化政策问题,只有经济或者美学的方法显然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将这两种方法统一起来考虑。这就意味着,考温有可能会在两种冲突的立场之间左右碰壁,而不得其果,但是,对于文化经济学而言,这种努力势在必行,即便其结果可能是无功而返,否则这个学科将在畏首畏尾中停滞不前。
首先,作者分别界定这两种方法。经济学方法特指标准微观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方法,这种方法考虑的问题是满足消费者之所需,例如消费者往往基于快乐与便利而消费文化,所以,人们下班回家之后会选择看电视剧《黑道家族》,而不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美学的方法则强调文化具有内在的独立价值,这种方法更倾向于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其次,作者分别论述美学与经济学方法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包括:前者强调社会价值而非满足个体需求所带来的经济价值,后者则认为高雅艺术只是一种小众化的趣味而已,并无价值上的优势;前者常常面临不可衡量的难题,只好用十分含混的诸如高峰、伟大等字眼,后者尽管有着各种弊端,却让价值可度量、可比较;前者更倾向于支持政府资助艺术,因为他们始终认为市场导向的文化不可能实现文化的最大价值,后者则对政府资助艺术心存疑虑,因为他们相信消费者在文化市场的主权。正是基于对这些不同点的仔细辨析,作者为两者之间的和解找到了共同的基础,这就是有关政府资助的去中心化与荣耀理论。
文章来源:《商业文化》 网址: http://www.sywhbjb.cn/qikandaodu/2020/1004/47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