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母题的隐喻现代主义艺术中的人体模型人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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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约瑟夫·康奈尔与汉斯·贝尔默:流行文化下集体记忆与个人经验的融合与身体的反抗 约瑟夫·康奈尔(Joseph Cornell)与汉斯·贝尔默(Hans Bellmer)两位
三、约瑟夫·康奈尔与汉斯·贝尔默:流行文化下集体记忆与个人经验的融合与身体的反抗
约瑟夫·康奈尔(Joseph Cornell)与汉斯·贝尔默(Hans Bellmer)两位艺术家,都是现代艺术史上难于被定位的观念艺术家,亦分别是美国与德国现代艺术史上独树一帜的大师与彻头彻尾的个案。这两位艺术家都采用集成装置的手法进行创作,创作主题都与女性人偶形象有关,亦与超现实主义艺术存在一定关联,又因为两者生活在完全相同的时代,因此对此两者作品意涵的比较对分析二人的艺术观念亦有不少裨益。然而,纵然康奈尔与贝尔默的艺术生涯轨迹有所重叠,又有如此多的共同点,也许他们最根本的不同,在于艺术家个体所处的不同国家与其国家在当时所处的历史进程。
图8.约瑟夫·康奈尔,《玛丽玩偶》,20世纪40年代初,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作为从未受过专业学院训练的艺术家,康奈尔的职业生涯缘起于他的艺术天分与敏感度。1931年,在纽约的朱利安·列文画廊看到了美国本土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超现实主义展览之后,康奈尔便受到艺术家马克思·恩斯特的拼贴艺术的吸引。此后,这个几乎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纽约市的画家,在几尺见方的小盒子装置中,屡屡挑战着人们对艺术创作本身的内涵与外延的认知与感想。康奈尔所生长的年代,正是美国的消费文化真正占领主流的前夜,是其方兴未艾之时,而他所生活的美国,虽然也一度卷入战争,但是战胜国与既得利益者的身份,使得艺术家有相对安逸与和平的环境进行创作。而这位艺术家最为擅长的,便是在美国人消费文化集体记忆的吉光片羽和艺术史大传统中高雅艺术作品之间进行并置,达到微妙的平衡。康奈尔长居于皇后区乌托邦大道的一个中下层社区,与母亲和脑瘫的弟弟居住在一起。他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便是乘坐地铁到曼哈顿地区的各种二手商店与书店中闲逛以及和弟弟一起观看租来的好莱坞商业电影——这都是他艺术创作的重要灵感来源,对于康奈尔来说,不论是诗歌,集成装置,抑或是电影,都只是他表达自己艺术观念的媒介之一。在他对这些寻常物的重新审视与发现中,有一个重要的线索,就是他对女性的幻想。因为康奈尔相对孤僻与封闭的性格以及他与母亲和弟弟居住在一起的客观情况,这位艺术家终身未婚,且与女性之间常常仅能保持较为疏离的关系①康奈尔与日本现代著名女性艺术家草间弥生(Yayoi Kusama,1929-)的柏拉图式友谊是一个例外。二人于四十年代在纽约初识,直达康奈尔辞世都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康奈尔还曾在草间弥生的艺术生涯陷入低谷时进行经济上的资助,在草间弥生后来返回日本后,他们一直保持着通信往来,与也是彼此艺术创作上重要的灵感来源。——这使得对女性的幻想成为他作品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在康奈尔经典的在方盒子的内部空间进行集成装置的作品中,充满了各种来自不同年代,社会身份与年纪的女性形象,这些形象或者来自书报中的剪贴,或者是旧货市场得到的废弃玩偶,基于他罕有的与女性相处的经验,一种被架空了的,奇幻的气氛常常笼罩在相关主题的创作中。比如创作于40年代初的《玛丽玩偶》(Babe Marie,图8),在这件作品中,康奈尔表达出了他对于童年记忆的怀旧式表达与对女性形象的浪漫式幻想的结合,这是康奈尔盒子形态集成装置的代表作之一:空间促狭的盒子中,是一个年轻女童的形象被镶嵌其中,她出现在玻璃的镜框之后,周身被干枯而曲折的树枝包裹。玛丽玩偶是一个维多利亚式的瓷娃娃形象,身着丝质的裙子;整个氛围高度类似于19世纪的感伤主义与浪漫主义艺术的气质。不论是作为玩偶形象本身,还是艺术作品中的主题,这个玩偶的形象在康奈尔自己的私人创作空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根据摄影师杜安妮·迈克尔斯(Duane Michals)的解释,这个玩偶也常常作为康奈尔照片中的道具出现。比如拍摄于1970年的《约瑟夫·康奈尔与玛丽玩偶》的照片中,这件作品就出现在了照片正中康奈尔形象的前方:照片中,康奈尔坐在一个木质的座椅上,双腿叉开,中间放置着《玛丽玩偶》的作品,在《玛丽玩偶》的上方,则是一个玻璃药瓶内存储的一只蚂蚱标本。康奈尔的双臂搭在这件作品之上,左手搭在右手之上,食指紧贴嘴唇——不过,这件照片无法看到康奈尔面部特征的全貌,而是在鼻子上方大约一两厘米的地方戛然而止,仿佛被裁减了一般。这是一张极不自然与舒展的照片,就像康奈尔本人极其离群索居的生活方式,他不喜欢出现在镜头中,这张照片中的康奈尔,正像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人工形象,而非一个自然人的形象。而这张照片中与康奈尔一起出现的玛丽玩偶,也与康奈尔有着同样的内向和出离于现实世界的形象——玛丽玩偶在康奈尔为她营造的玻璃盒子中,显然是一个以自我中心的、永远停留在自己梦境中的形象。根据迈克尔斯的解释,玩偶形象的上方之所以有一个蚂蚱的形象,是因为当时,康奈尔十分喜爱的一位好莱坞著名女影星杰奎琳·拜塞特(Jacquenline Bisset)曾经出演过一部名为《蚂蚱》(The Grasshopper,1970)的电影。与异性相处经验极其匮乏的康奈尔,对女性的观感基本上来自于两条线索,一则是好莱坞各色商业电影中的女星,二则是自己左邻右舍中,与他有一些私人交集的处于童年到青春期年龄阶段的女孩子——这构成了她作品中女性形象的主要蓝本。他的另一件作品《缇丽·洛什》(Tilly Losch,1935,图9)直接将杂志上刊登的奥地利裔女性缇丽·洛什的形象剪贴下来,将其放置在一个同样由画报上将贴下来的雪山风貌的背景中:这位女星的形象是一个近似于童话故事主人公的形象,身着古典主义时期的蓬蓬裙,裙子的色彩古朴而典雅,坐在一个白色的长凳上,由绳子将长凳吊起,悬在半空中,愈发地呈现出一个童话般地情景。似乎满足了康奈尔对于女性单纯美好形象的浪漫幻想——不过,康奈尔并不总是在作品中传达他充满了浪漫主义幻想的一面,虽然始终拒绝超现实主义艺术中幽暗与神经质的一面,他亦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个倾向的影响,比如他对作品《被幽闭的闺房》(Sequestered Bower,1948图10)中的女性玩偶形象的塑造。这件装置作品的主题是一个赤身裸体的女性玩偶形象,她有着芭比娃娃的面庞与金色齐耳短发,体态直立,正面朝向观众。这件芭比娃娃亦是一位处于童年女孩儿的形象,相较于其整个身体的高度,她头部的大小显然是超出了正常的人体比例的,整个形象显示出一种夸张之下的超现实色彩。不过,当我们注意到这件玩偶所处的“情境”,就不难发现它与此前的《缇丽·洛什》中充满浪漫主义幻想色彩的女性形象大相径庭:这件作品中的玩偶被局限在笼中,周身的关节处缠绕着肉色的胶带——无不流露出强烈的性暗示色彩;而玩偶所处的背景又是一片阴暗的丛林与岩石,也就是这件玩偶的栖身之所,象征着某种危险的情境,它使我们联想到康奈尔的“猫头鹰”系列作品的背景:康奈尔本人对猫头鹰的形象情有独钟,曾经在多件作品中以其为母题进行创作。猫头鹰的形象,也被一些艺评家视为康奈尔对自身形象的指涉。[2]猫头鹰是鸟类中极为勤奋的一种,时常昼伏夜出进行捕食,且生性敏感,具有奇特的外形。作为业余艺术家,与母亲和弟弟居住在一起的康奈尔,利用白天的时间外出工作,常常是夜晚回到家中才有时间和精力将白天顺手从各色二手商店中购得的物品进行二次创作。因此,他对猫头鹰的角色与特点有着强烈的心理认同。在这件作品中,猫头鹰的形象被替代为一具金发碧眼、有着猩红色嘴唇的裸体女星玩偶形象,而如前文所论及的,这位女星玩偶的身体特征所暗示的情欲色彩又让人联想到脱衣舞女的形象——同样是勤奋的夜间工作者。作为儿童玩偶与成人想象的双重性,使得康奈尔作品中的玩偶形象又多了一层模糊与神秘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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